自从佛教传人中国以来，便与茶结下不解之缘。修禅悟道，打坐定禅，需要以茶破睡提神，这虽然曾经促进了茶风的传播，但它仅仅是利用了茶的自然属性。禅宗修行，讲究的是参禅悟道，强调的是体验和顿悟。为此，禅宗对茶的更大贡献，是实现了佛性与茶性的真正契合。因此，有的寺院中专设“茶堂”，除供僧人等品茶辩理论佛外，也用以招待客人。有的寺院堂角上设有“茶鼓”，按时击鼓聚众饮茶。宋林逋《西湖春日》 诗云：“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桌酒旗。”正是这种情形的描绘。寺院设立“茶头”，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客。有的寺院还专为路人施茶。佛门每有大事，如佛教节日，朝廷钦赐，首座请职等，往往都要举行盛大的茶礼。其中以宋时浙江余杭的“径山茶宴”最为著名，影响深远。
历史上精于茶事的和尚不乏其人，陆羽的师傅积公（智积禅师）及其朋友皎然便是典型。有个关于积公和尚的故事，说是积公久有茶名，一次皇帝请他去品茶，煮茶喝时，一连换了几个煮茶的人，积公都不满惫，最后皇帝悄悄换了当时恰在宫中的陆羽来煮茶，积公一喝，才觉得不错，说这个有点像我以前的弟子陆羽煮的。
　　历史上许多名茶都出于僧人之手。古时许多名寺名刹坐落于深山云雾间，其地极宜茶树生长，那时的寺院大都拥有庄田、佃产，故许多寺院都出过名茶，如径山寺的“径山香茗”，湖北当阳玉泉寺的“仙人掌茶”和产于浙江景宁惠明寺的“惠明茶”等。
　　相传，“茶禅一味”是宋代四川成都昭觉禅师佛果克勤的手书，他以此四字赠与留学日僧珠光。“日僧珠光访华，就学于著名的克勤禅师。珠光学成回国，克勤书‘茶禅一味’相赠，今藏日本奈良大德寺中”（《佛学典故汇释• 茶禅• 赵州茶》）。尽管学术界对这一记载存有质疑，但“茶禅一味”把茶与禅等同，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境界。日本人正是看准这一点，经过一代代禅师们的继承发展，终将其发展成为极具规模、颇有影响力的茶道。
　　中国茶道几乎汲取了佛禅思想中的一切精华。茶道与禅宗几乎不可分。茶在禅门中的发展，由特殊功能到以茶敬客乃至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深层的原因在于观念的一致性，即茶的性质与禅悟本身融为一体，以茶助禅，以禅助茶，“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演《封氏闻见录》）。
　　作为自然界一种植物的茶，怎么同禅结合在一起的呢？茶与禅的碰撞点，最早发生于茶的药用功能中，僧侣打坐要磕睡，饮茶可提神醒脑。在浓郁的崇茶风气中，又兼“茶”本身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吃茶暗含禅机，禅即是茶，禅茶相混，茶禅一味，难分难解。茶禅一味的内在原因即为修炼身心，具体说来有三个原因。首先，茶是佛寺相沿已久的传统食品，茶崇拜意识早已成为僧人们内在的血液里的成分。其次，茶是佛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频繁使用的饮料，僧人们因而对茶有一种与生命相连的亲切感。第三，茶的清心醒脑作用，是佛僧坐禅的最佳依赖和帮助。茶本身的生命启示及清高静寂的品性特征无不暗含或揭示禅机，能表达“禅”的妙境。正因为如此，才有“茶禅一味”的表述。
　　唐高僧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人称“赵州古佛”。因其嗜茶成癖，所以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吃茶去”三字，成为禅林法语，就是“直指人心，见心成佛”的悟道方式，要人们从生活的细微处去体味禅音。“茶禅一味”，道就寓于吃茶的日常生活之中。道不用修，吃茶即修道。后世禅门中“吃茶去”广泛流传。当代佛学大师赵朴初也题有“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禅宗是中国士大夫的佛教，浸染中国思想文化最深。“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的实行，“把佛家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茶禅一味”之说应运而生。意指禅味与茶味同是一种兴味，品茶成了参禅的前奏，参禅又成了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余悦《禅悦之风》）。而“茶禅一味”本身所展示的高超智慧也就成了文化人与文化创造的新天地，就连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皎然、韦应物、黄庭坚等中国第一流的诗人都相继进入这一领域，以茶悟道，以茶修心。如唐代诗僧皎然《九日与陆处士饮茶》：“九日山僧院，东篱菊地香。俗人多泛酒，谁能助茶香。”这一句“谁能助茶香”的发问，烘托出“茶禅一味”的幽雅。唐代诗人刘禹锡，颇通佛理，常进出佛教寺院，他曾参释西山寺，僧人把他当贵宾看待，立即进行了一场从头至尾的完整的现场茶事活动：采摘，炒干，烹饮，并在一种佛教的格调中互致敬意。他的《西山兰若试茶歌》将品饮这次茶的过程写得十分优美：“骤雨松声人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醒散，清峭彻骨烦襟开。”
　　中国茶文化，是在道、儒、佛“三教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及其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下产生的。茶道，既为道、儒、佛三家所共同造就，又因为它能够同时融会道、儒、佛三家的基本原则，而体现大道特有的精神。道家的自然境界、儒家的人生境界和佛家的禅悟境界融会成中国茶道的基本格调与风貌。